藩国2016刊评

郭艳：2016刊评:弱小者的“寻暖”与吸霾者的“欺世” 郭艳 陶丽群《寻暖》(《青年文学》2015,12)以温婉而尖锐的笔触进入到被伤害女性的内心，在深水静流般的叙事中，呈现出悲惨人生境遇中女性挣脱被物品化、被奴役命运的抗争。作者将少女成长的曲折心路和被拐卖妇女的精神痛苦相互映照，来自社会的伤害和来自家人的出卖一并让亲情蒙羞。无爱的成长和被当做物品的命运让少女和沾满污名的 她 相互怜悯同情，建立起真正亲人般的情意。荆永鸣《出京记》(《十月》2016年2期)是打工妹的老题材。小说摒弃了叙述者的同情腔调，也屏蔽了对打工妹苦难化、欲望化的摹写方式。小说的重心在于叙述美丽、精明、能干的农村女孩在身份、地位和精神生活上融入城市的艰难。打工妹们结束身体在城市的流浪，她们在城市无所皈依的精神漂泊依然是最残酷的现实之一。

王刚《喀什噶尔》(《当代》2016年1月)题记是： 青春痘时代的青春痘祭 ，这依然是一部具有非凡文学才能的成长小说。青春期的伤感迷惘和马群的长笛声一起回响在喀什噶尔，而这些都以一个个少女背影为绚烂的叙述基调。少年的身体与精神在一个体制化的年代疯长着，他的单纯鲁莽和率真简单，甚至于胆小、自私和狭隘，这些都在对于正常人性的坚持中显示出无可置疑的精神主体性，而那块在王蓝蓝面前掏出的 皱巴巴肮脏的手绢 无疑是对于青春痘祭最为恰当的象征和隐喻。

在近 0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随着下岗、分流、股份制等等社会体制的变化，工业题材日渐淡化，工人个体也日趋消融在日常性经验叙事中，工人阶级已经鲜被提及，然而产业工人并未消失，其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依然可以成为具有独特性的文学叙事。李铁《水边的阿迪利亚》(《中国作家》2016，2)通过叙述水班女师傅张丽亚一系列故事，重现了当下女工人的形象。1980年代工厂女工大多有着明朗、单纯的心理和性格特征，淳朴善良和浅陋简单成为女工人的标签。而当体制不再从先进工作者、劳模的角度给予工人阶层以精神上的加持和褒扬的时候，工人们除了劳力赚取金钱，除了在企业流水线麻木地机械劳作，或者经历下岗分流之后的失落痛苦之外，他们依然存在着丰富活跃的情感和精神感知。张丽亚是一个经历人生苦难而坚韧包容的女性，这个女人对于人性宽度和厚度的理解无形中改变了水班八个男工人混沌、粗鄙的内心。小说从水厂寻常故事讲起，落脚到人性的理解和善意。苦难在这里不着一字，却显示出女工人张丽亚超越苦难的精神主体性。一如萨特所言：真正的救赎，并不是厮杀好的胜利，而是能够在苦难之中找到生的力量和心的安宁。如果说李铁笔下的工厂和工人属于一饮一食的城市平民现实生存，那么邱华栋则更多聚焦都市男女的欲望特征。《云柜》(《当代》2016年1月)在洞察世事的清醒叙事中，小说张弛有度又绵密细致地勾勒出一幕生子闹剧。通过作者的层层调度，凸显出女主人公功利主义算计的深心和强悍，最终，这种没有母性和妻性的女人在强大的传统男权视角中彻底溃败 云柜 也最终抵达了小说的反讽和隐喻。